茅台镇“三茅”斗争史

   “ 三茅”斗争史

     在“衡昌烧坊”未开设前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产量不高，在原材料购进和产品销售方面也没有大的利害矛盾。创建“衡昌烧坊”后，就发生了接连不断的互相倾轧事件。“衡昌”在厂房前的台阶占用了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，被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的老板唆使茅台镇区长罚了200元大洋，还请了几桌酒席赔礼。“衡昌”建成投产，因请了“成义”的酒师指导生产，“成义”的老板又上告区公所，把酒师扣押，强迫立下今后与“衡昌”断绝往来的印结。对“衡昌”产的酒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又以粗制滥造影响茅台酒名誉为借口，阻止其在茅台镇销售，“衡昌”被迫把酒运到外地销售。

“  衡昌”在茅台站住脚后则进行反击。在原材料采购上，有三家商定的统一规格和价格协议，但“衡昌”却抬价抢购，囤积原材料，迫使“成义”减产或到外地收购，增加成本。1942年，“成义烧坊”到四川大渡口等地收购小麦制曲，“恒兴”也前往争购，致使“成义”在收购中遇到很大困难，弄得“成义”的经理薛相臣只好向二郎滩盐号借贷。“荣和”虽也有竞争力，但因生产规模小，老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，可以强制佃户将所收的高粱、小麦全部抵作地租，在竞争中没有困难。

     此外，“荣和”与“成义”两家，为了争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奖状和奖章，长期争斗，一直争到1918年由时贵州省长刘显世作出裁决，由两家烧坊共同享有才算了结。

茅台酒在当地官吏和土豪眼中由此成为一块肥肉，华问渠、赖永初等虽亦官亦商，终是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”，两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，对官吏曲意逢迎，殷勤接待。当时的省政府和县政府官员常来敲榨勒索，不仅吃、喝、抽鸦片都由酒厂供应，临走还要拿酒，甚至打牌输的钱也要由酒厂代“垫”。

    烧坊经常是采取送钱、送礼、请客等方式广泛结交贿赂官员，以减少麻烦。逢年过节，两家烧坊除送酒给有关的大大小小官员、地方豪绅，帮会地痞流氓外，还要大摆筵席宴请他们。并且有些与酒坊关系不大的小官吏，在酒厂照顾不到情况下，还主动上门赊酒揩油。“荣和”酒厂老板是当地大地主，这些麻烦相比较要少些。

那一时期，茅台酒发展缓慢，还有三个原因：一是当地政府碰上旱涝灾害，粮食减产，米珠薪桂，为了民食，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，禁令森严，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，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。禁期有时长达一年，厂里职工虽无活可干，但工资照发，禁期越长，厂方的亏损越大。二是受原料的限制。酿造茅台酒主要原料是高粱小麦。生产一斤酒需用五斤粮，那时当地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习惯种高粱和小麦，山地以种玉米为主。因此，原料供不应求，只有荣和、成义两家酒厂各方拼凑，还能勉强维持，自恒兴开业后，所需原料多，造成市场紧张，争相竟购，时生龃龉。三是火灾为害。三家酒厂均无消防设备，酒是易燃物，一旦发生火警，必然成灾。1944年成义酒厂因烘衣不慎着火，厂房被烧，地面所有建筑，付之一炬，只剩下十多个窖坑。1945年，街民失火，延烧一条街，荣和酒厂虽是单独院落，亦被波及，烧得精光，损失惨重，直到一九四七年冬才复原。

     据统计，三家酒厂的年产量，合计不超过十二万斤(约六十吨)。“恒兴”产量最多，其次算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，在两万斤上下。论酒的质量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由于开办时间长，酒存放期也久，质量较优。“恒兴”建厂晚，但该厂颇重信誉，出产的“赖茅”酒的质量虽比华、王两家差点，但在逐年提高。

成义酒大宗在贵阳、遵义两市销售。荣和酒除就地销售外，以一部分委托重庆市稻香村代销。恒兴酒厂不但运销国内各大商埠，还有部分销往香港，打入国际市场。三家酒厂在产地的批发价一致。1949年每瓶一斤装的卖银币一元，当时不算紧俏商品，由于吃得起的人少，产大于销，年终尚有积存。